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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转折的文学记录女检察官许婷

www.tzcn.org 时间:2018-11-08 12:02 跑狗图
徐迟(右)与陈景润,为了写好《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到中科院数学所做过长时间的采访。(《“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1980年) 因为看中了陈奂生与吴书记

  时代转折的文学记录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层次的社会变迁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这变迁既体现在平地崛起的高楼广厦、穿山越海的交通工具、愈加精致的华服美食上,也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与心态上,这正是文学大有可为之机,而文学也并未辜负浩荡的时代潮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见证了许多优秀作家的成长,也收获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们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深思。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本版推出特别策划,带领读者重温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经典,本期刊发第一篇,欢迎关注并参与互动。

  一篇报告文学让数学家陈景润家喻户晓

 

  1978年,中国当代历史中的关键一年。

  这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乃至如今一提起徐迟,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报告文学,而不是他的诗。这部作品描写了数学家陈景润探索哥德巴赫猜想的艰苦历程,陈景润也因此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是个敏感、内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的数学家。他的童年很少欢乐,过早目睹了旧社会人吃人的惨状,将自己封闭在唯一的爱好——数学中。读高中时,数学老师告诉大家:“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由此种在了陈景润的心中。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陈景润来到北京的一所中学教书,不善言辞的他感到巨大的挫败感,疾病更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失业是难免的。就在这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慧眼识英,邀请他回校,但并不给他安排教学工作,他得以潜心研究。其间,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华罗庚的注意,陈景润由此重回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集中精力探索哥德巴赫猜想。1966年,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了他的探索结果,但未发表证明过程,他认为自己的证明过程太复杂。为了使其更简洁,他一直在修改自己的论文,然而此时他已逐步陷入“文革”的狂风暴雨中,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迟迟未提交论文也被有心人士解读成了“贪图稿费”,身处暴风中心,陈景润仍心无旁骛,专心在自己的论文上。后来,数学所来了一位周大姐,政治部主任周大姐和党支部书记李书记关怀陈景润的生活,让他的心中有了光明。1973年,陈景润完成了论文,他只对李书记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无法接近哥德巴赫猜想,也无法接近陈景润的探索过程,太多的专业知识将我们排除在外,但从报告文学中我们能够体会到陈景润在探索过程中表现出的迎难而上、坚持不懈,这主要归功于徐迟富有张力的文字。他以“攀登高峰”的比喻手法来表现陈景润的精神:

  他就像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像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

  在《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两个月后,即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实际上,《哥德巴赫猜想》正是为这次大会而写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此前被压抑的科学如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科学家重新成为受人敬仰的职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提交了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热情洋溢地表示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可以说是预告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报春花”。陈景润的事迹、徐迟的文笔、发表的时机共同造就了《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介于文学与小说之间,一方面必须建立在事实而非虚构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必须赋予其文学性从而让其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时代紧密相连。早期的报告文学以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人运动为主,之后报道的内容越来越广,周恩来的《旅欧通信》与瞿秋白的《赤都心史》被认为是报告文学形成期的代表作品,二十世纪上半叶接连不断的战争不断磨砺报告文学这一年轻的文体,使其甄于成熟。如果要举出普通读者最熟悉的报告文学经典的话,除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外,当推魏巍1951年从朝鲜战场上发回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平心而论,报告文学在小说这样的强势文体前多少有些失色,但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时效性使其富有活力,报告文学从不缺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时刻,它热情地鼓与呼,也启发读者的思与行。

  改革时代造就了“乔厂长”“陈奂生”两个文学典型人物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

  改革开放永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今天当我们提到这四个字时,有太多漂亮的数字足以使我们自豪,而改革的艰辛似乎隐退其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一批文学作品聚焦于改革进程本身,这便是“改革文学”。

  1979年7月,“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人民文学》。这部短篇小说刻画了“乔厂长”乔光朴这一经典形象。乔厂长本来并不是厂长,而是比厂长更高一级的经理,电机厂两年多没完成生产任务,乔光朴主动请缨重回厂长岗位,并且立下了军令状。乔厂长上任后,花了半个月掌握了厂子的现状,旋即展开了雷厉风行的改革。厂子最大的问题是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乔厂长推出第一招便是对全厂职工进行大考核,考核过关的留在车间,,考核不过关的成了“编余人员”,经过一番整顿,生产效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

  改革的过程不仅是提高生产效率与创造企业利润的过程,也是收拾人心的过程。或许,在后一个层面,更能表现出改革的复杂与艰难。乔厂长的热情感染了身边许多人,使他们从冷漠与迟钝中苏醒过来,共同投入到厂子的发展与国家的“四化”建设中。然而乔厂长也必须面对因为他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势力,在小说的结尾,他收到了几封控告信,乔厂长的领导霍大道对他说:“老乔,搞现代化并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还要得罪人。不干事才最保险,但那是真正的犯罪。”

  小说在塑造乔厂长这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前厂长冀申这一反面形象,他对生产一窍不通,却精熟于搞人际关系,善于呼口号却不愿干实事,凡事总是将个人的安全与利益摆在第一位。改革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是顺势而为、成就一番事业,还是逆势而动、只知明哲保身,作者的态度很明确,读者的态度想必也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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